昨天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日，把我最近应《香港商报》之约写的一篇评论文章贴上来。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而立」之际的回顾和展望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三十而立」了。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央决定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那时的深圳不过是一个几万人口的渔业小镇。当时，深圳的领导邀请了一批香港测量和规划界的专业人士为深圳做城市规划。来自香港的专家询问深圳的规划要按多少人口来设计，深圳的领导回答说按三十万人口来做规划。香港的专家不禁有些疑虑，觉得深圳能扩张得这么快吗？那二十多万人口会从哪里来？一晃将近三十年过去了，不管是当年的深圳领导还是香港的专家可能都没有预料到的是，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深圳已经成长为一个实际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一千四百万的大都市！

深圳城市变迁的例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最近联合国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来年的取得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之一。很多西方经济学者，也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不但对中国本身， 而且对世界都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即使从北京奥运会的奖牌榜排名上，也可以得到反映。中国在奖牌榜上跃居金牌总数第一。有趣的是，美国的媒体在计算国家排名榜的时候，是以金银铜所有奖牌的总数来计算的，这样的算法让美国保住了奖牌总数第一的位置。不过有人翻美国的历史老账，发现美国过去也是用金牌总数的方法来做国家排名的，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苏联的金牌总数超过美国的时候，美国人才改用计算奖牌总数的方法来保住第一的位置。其实一个比较公允的方法，是把奖牌榜上的金银铜牌按照加权的方法来计算成绩（比如说金、银、铜牌各给权重3、2、1）。这样计算出来的成绩，还是中国位居第一！

竞技体育的成绩，只是中国国力增强的一小方面。中国的经济总量，如果以购买人平价计算，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如果以名义汇率计算，中国2007年居于世界第四位，预计2008年将超过德国成为第三位。到2009年结束的时候，中国很有可能再进一步，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位。如果不出现大的危机或者动荡，中国有很大机会在2020年之前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也高居世界榜首，是第二位的日本的两倍还多。中国在未来一两年内，也将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除此之外，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中国大多也已经或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其中包括作为工业文明标志的汽车产量。中国在未来数年内，也将超过有「汽车王国」之称的美国，成为世界每年生产汽车最多的国家。对世界经济来说，更为有意义的是，从一两年前开始，中国已经成为对世界经济每年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在环球经济普遍陷入不景气的今天，中国这个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显得至为重要。

看到如此骄人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依然任重道远，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两大任务还远未完成。即使中国能在十多年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中国那个时候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只不过达到世界所有国家平均水平上下，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展望改革开放的下一个三十年，能否和前三十年一样鼓舞人心，关键在于能否在以下几个领域取得新的突破：

一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已经基本确立。但在一些基础性行业如能源、原材料行业，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机制还没有实现市场化。在一些垄断性较强的行业，比如通信、电力、能源、铁路、民航、石油化工、烟草、盐业等，政企分离和市场准入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而在作为国民经济重要命脉的金融业，中国虽然已经基本完成了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这一第一步的任务，但在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情况下，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以及开放资本账户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方面，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二是如何最终消除中国的城乡差别。中国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中国多年的「三农」（农民、农业、农村）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对农村实行减免税费和增加投资的「多予少取」政策，而要逐步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三是如何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网络。这其中包括医疗、养老、失业救济体制的改革。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巨大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不容易完成的任务。以近来热议的医疗体制改革为例，在发达国家中也没有特别成功的经验。美国的医疗保险体制偏重商业化，在公平方面有所欠缺；而英国的体制更重视公平性，但在效率方面则有为人诟病的地方。因此，中国在这方面的改革很难照搬照抄他国的经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四是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中国政府如何实现对自身行政体制的改革，建立起比较公开、透明、公正的决策与行政审批机制，对减少腐败，缓解政府和社会之间出现的矛盾、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的四个直辖市之中，我去过北京和上海的次数估计比我打酱油的次数还要多：），重庆也赶着在三峡大坝蓄水之前去了一趟，唯独天津以前一直没去过。这次趁着去北京办事的机会，专门去天津行走了数日。

六百多年前，在北京的燕王朱棣起兵南下讨伐他那个在南京做皇帝的侄儿。行至海河的三岔口附近，大军顺利渡过了河。朱棣夺得皇位之后，在那个渡口建立了一个卫所并命名为“天子津渡”，是为“天津”。天津建立卫所的时候，其主要的人员构成是来自于淮北的屯田兵勇。随后发展的漕运和海运，又引来南方的船民、商人，形成了以会馆为基础的外省籍聚集区。时至今日，天津方言仍然带有淮北话的元素。而今天的海河三岔口附近还保留着南方常有的祭祀海上守护神妈祖的“天后宫”。下面这张照片，就是在天后宫外看到的一幅瓷砖壁画，反映了当时冬日里的热闹场景。

天津建城六百年，前四百多年大致上是作为一个兵营和渡口码头存在的。而从1860年天津在列强的枪炮下被迫开埠通商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右的这段时期，天津一跃成为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北方的金融中心。这也是让很多天津人至今最引以为豪的一段时期。

这次去天津，我专门选择住在和平路上的历史建筑渤海大楼。这座渤海大楼，是三十年代由天津商人与清庆亲王载振（看过电视剧“走向共和”的人，可能对这位清末的公子王孙会有印象）合股兴建的。今天这座历史建筑被改造成了一座宾馆。沿着渤海大楼信步前行，就可以看到天津著名的劝业场百货大楼和许多昔日的银行大楼，让人依稀感受到当年的辉煌。

从渤海大楼出来向北行，穿过海河上的狮子林桥（桥上有数百只形态各异的铸铁狮子，很有特色的一座桥），便来到望海楼天主教堂。

在天津众多的西洋建筑中，望海楼教堂不算是特别显眼的。但1870年的时候，就是在此发生了法国传教士与当地居民冲突的“天津教案”，也导致了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被迫调职。接替他的，是他的学生李鸿章。李鸿章上任伊始，朝廷做了一个决定。对天津乃至整个清王朝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个决定，就是让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对朝廷来说，其结果是大大扩充了直隶总督的职权，工作重心亦从直隶等省的“省防”转为“海防”和“洋务”。从而确立了直隶总督在清政府外交体制中的地位。同时，这也导致后来袁世凯领导的“北洋系”的形成和壮大，最终尾大不掉，为清王朝的覆灭埋下伏笔。

对于天津这个城市来说，也因此深深打上了“北洋”的印记（包括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堂”）。李鸿章上任不久，就把位于天津的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也就是说，他可以常驻天津办公，不用一直蹲在保定的直隶总督府了。这样，一方面方便他处理洋务；另一方面，一有个风吹草动什么的，他马上可以进京觐见太后和皇上（那时从天津到北京也只需要半日时间）。在李鸿章的努力经营下，北洋大臣的影响范围迅速扩大，他也俨然成为国家外交全局的主持人。一位英国外交官曾说：“北京的总理衙门，只不过是李鸿章大学士在天津的衙门的一个分支机关。”（很可惜，这次我在天津没能看到什么直接与李鸿章相关的雪泥鸿爪。天津人似乎已经忘了这位曾经在天津工作过二十五年的北洋大臣。）

与此同时，各国也纷纷在天津建立自己的租界。与上海不同的是，上海除了法租界以外，其它大多成为公共租界。天津一共有九个国家设有各自的租界。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是五大道（英租界）和最近整修一新的意租界。天津现在也将这些租界区作为着力渲染天津文化特色的一个重点，以至天津有些新建的建筑都要弄出点什么“欧陆风情”。

从望海楼沿着海河边往前走，很快就到了意租界。这里的房子确实都很有特色。据说天津市政府打算把这一带打造成天津的“兰桂坊”。

意租界里最出名的房子，应是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了。我在中学时读《少年中国说》的时候，就对《饮冰室合集》留下了印象。这次终于得以一见“饮冰室”。

有趣的是，在“饮冰室”里面参观的时候，见到一位游客问讲解员：“梁启超在租界有这么大的房子，看来很有钱啊。他靠什么为生啊？”讲解员：“他写文章的稿费价格很高，一千字二十块大洋。另外他还投资了不少股票和房产。”游客：“哇，他这么有商业头脑啊！“

在意租界的边上，就是袁世凯的旧居。它的旁边是另一位总统----冯国璋的故居。袁世凯故居现在被改造成了一个餐厅，名为”首府餐厅“。

走到袁世凯故居的时候，正好是中午时分，我也觉得有几分肚饿，心想不如就在袁大总统的家里吃顿饭吧。走上前去，才发现那餐厅大门紧闭，我连敲数下大门。过了半饷，才有人出来说：”我们餐厅中午1点30分打烊。”我一看表：1点35分！只好很郁闷地离开。一转身，看见附近站着一个穿着军大衣的老头，本想问问他附近还有什么吃饭的地方。哪知道他却对我说：“小伙子，在袁世凯故居的餐厅里吃顿饭，起码也要一千多块钱呢，你吃得起吗？！”我顿时无语。。。（其实俺当时心想，俺也不一定吃不起啊:) ）

虽然没能在袁大总统家里吃上午餐，不过在五大道那个号称“能吃的博物馆”里，还是吃了一顿很有情调的晚餐。这个名为“粤唯鲜”的餐厅，是一个叫张连志的人用价值连城的古董像砖头、瓦块一样贴在内外墙上去装修的一座法式旧洋楼（也曾是京剧大师马连良的故居）。这个号称是中国四大私人博物馆之一的博物馆餐厅馆内包括了西周至清朝各个历史时期最典型的青铜器、铜器、木雕、烟具、屏风、座钟等，但最为精彩的，还是散落在馆内四处的从北齐到清代的300余块石造像、石碑和石刻。

这次在天津，还专门去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两所名校的校园参观了一下。从校园上看，感觉天大似乎在经济上稍好一些，这可能跟它以工科为主有关。校园中心广场上刻着“北洋大学堂 1895”的拱门，也向人们宣示着天大是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的现代大学。（盛宣怀在1895年创办的，不过好像有几所大学都在争这个“最早”的名份）。相比而言，南开大学（其实是它的中学部）虽然说出了两位共和国总理，但它的校园却显得颇有些寂落。那一排排破旧教工宿舍，让人感觉这所以传统的文理综合型的大学，日子过得并不好。这可能跟大学所处的天津在建国后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也有关系。见到网上有南开学子自讽：“南开朴实、内敛、沉稳的学府气质， 是否等同于保守、怯懦、不思进取？”

离南开不远处，在天津水上公园的一侧，便是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日本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访问北京的时候，也专程跑到天津来瞻仰这个纪念馆。

天津是周邓二人求学并相识的地方。不过顺便八卦一下，周恩来那时另有一个女性战友----张若名。周、张、邓当时都是天津觉悟社的成员，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周和张后来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创立了旅欧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但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张若名在党内受到审查。她自己感到十分委屈和不满，决定退出党组织和政治活动，留在法国专心读书。这也导致了周恩来和张若名的分手。邓颖超后来也曾回忆说：“恩来那时有一个女友，长得很不错。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都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要结婚的话，他和张若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张若名后来的结局也令人叹息。建国后她在云南大学教书，50年代末，张若名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把哪怕一闪而过的“私心杂念”也要向党交心，导致她被打成为右派。在不堪忍受批判，不认为自己是革命叛徒的巨大心理压力下，张若名终于顶不住而投水自杀了。文革结束后，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张若名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而那时她已离世20多年了。

邓颖超对自己在天津的这段求学和成长经历应该还是很有感情的，以至她决定死后把骨灰洒在海河之上。天津人也一直把周恩来和邓颖超视为自己的光荣。

这次去天津的目的之一，是想看一看这座曾经经历过辉煌和衰落，现在又面临着复兴机遇的城市。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天津和北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北京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天津是华北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天津的租界也成为了那些在北京失势的政治人物的避难所。但1949年以后，在“把北京由消费城市变为工业生产城市”的指导思想下，北京的城市面貌和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天津的商业和金融职能都日渐萎缩，成为一个以重化工业和港口为主的城市。而在唐山大地震后搭盖的大量地震棚使得天津的城市面貌看起来更为惨淡。八九十年代南方城市在改革开放中高歌猛进的时候，留给天津的更多的是迷失与无奈。

2003年前后，天津命运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这一年，天津人温家宝成为中国的总理。而中央政府也把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提升为如九十年代浦东新区一样的国家级战略决策。同时，天津也迎来了一位新市长----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从央行行长的位置到天津担任二把手，在大家眼里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升迁。但五年后戴市长离任的时候，互联网上的天津网民们一致认为他是天津数十年来贡献最大的市长，给天津带来了很多新的思维和工作方法。

应该说，中央近年来对天津还是很厚爱的。包括开放大陆居民投资港股的试点（后来暂未实行）、为将来发射中国自己的太空站用的新型运载火箭的研制基地、以及欧洲空中客车的飞机组装项目，都选择放在了天津。

天津这几年确实也有很大的变化。我漫步在海河之滨的时候，那一处处建筑工地，让我想起了九十年代中期的上海和数年前在重庆时所感受的那种生机勃勃的景象。在天津小白楼附近，我看到一个建筑中的大楼，外面用彩板围着，上面写着：“Dynamic Tianjin 天津 明天跟美好”。我想这也是天津的真实写照。

结束了天津之行乘飞机回到香港。那几天习惯了北方城市的开阔的我，刚进香港时竟然对那密集的高楼感觉有少许不适应了。不过傍晚时分，到香港维多利亚港边走一走，那感觉还是很好的。最后就以两张暮色中的维港做结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