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点感受：
  1、义气害死人。妖怪们都太讲义气，抓到唐僧总是要等哥们、姐们一起来吃，结果是耽误了时间，事没办成。
  2、不要太讲程序。妖怪抓到了唐僧非要先烧水，再把他洗干净，然后再吃，结果效率太低，丧失了机遇。
  3、别把上级不当回事。孙悟空再能，也逃不脱如来佛的手心。
六点体会： 
  1、能干的人都有紧箍咒。孙悟空能干，必须有办法管着。
  2、捣乱的人都是上面派来的，结果还没啥事。妖怪都是天上来的，折腾了个够，最后都回去了。
  3、老同志的事情一定要办好。唐僧因为没有把通天河老乌龟交办的事情当回事，最后翻了船，这就是轻视老同志的代价。
  4、虔诚善良的人最容易被吃掉。
  5、好吃懒做的人得到实惠最多。
  6、重担都压在老实人身上。
 西游记告诉我们：
  有背景的妖怪最后都被领导救走
  没背景的妖怪才被打死

上周随一个香港代表团到上海访问五日，走马观花似地参观了上海洋山深水港、苏州工业园区等项目，还和上海市主管金融的屠副市长进行座谈。不过最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最后一天参观上海飞机制造厂（中国商用飞机制造公司），有幸见到了从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客机运10到刚刚研制生产出来的ARJ21客机，还看到放在机库里的中国自己研制的目前最先进的战机歼10.

这是正在机库里组装的中国第三架ARJ 21客机。

坐进ARJ21样机的驾驶舱，体验一下感觉。大家都很兴奋，纷纷说：“我们把飞机开回香港吧！”

我左侧的就是ARJ21的总设计师，看上去很年轻。

应广大群众的要求，再贴几张结婚时的照片上来。

近来很久没有更新日志了，那是因为我忙着：拍拖、结婚和旅行：）

以下把我们最近的行踪汇报一下：

2009年早春，于北美小住约半月，留文以念。

查尔斯顿偏居美国东南一角，这是一个需要些力气才得以寻觅的小镇。但由于地处两条河流入海口的独特位置，查尔斯顿成为最早英国在北美登陆开发的殖民地之一。对于历史爱好者，查尔斯顿的重要意义在于在这里打响了美国内战第一枪；而文学小资更为念叨的却是一部小说——《飘》。因为这个有着几许飘渺的南方小镇会让你追溯到十二橡树的影子，体验到为何只有土地与明天同在，当然，还有风度优雅翩翩的Ashley——其实是条河。不过，我们则更喜欢把它叫做美国的“朱仙镇”。1800年，查尔斯顿曾与纽约、波士顿和费城并称为北美四大城市。云卷云舒，星移斗转，旧日里的繁盛早已不见当年。如同中国古代四大名镇之一的朱仙镇，当与之齐名的另三大城镇（佛山镇、景德镇和汉口镇）都成为今日著名的城市时，而我们的朱仙镇，千年间风雨不变，仍是一个镇。

城区半岛是个倒立的三角形，被两条河流所相拥，城池的一个缔造者（Anthony Ashley Cooper）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两条河，一条叫Ashley，一条则叫Cooper。我们的酒店就坐落在Ashley河的对岸。时差使然，凌晨的我们常常无法入睡，兴奋地跑到窗口遥望，看着晨曦泻进窗棂，太阳从熠熠生辉地河边升起。点亮整个小镇，也照亮了这个属于我们的清晨。

河水不仅带来美景，更是早期查尔斯顿的经济命脉。因为种植园主要座落在河边，这不单为了作物种植，更为了货物运出的方便。由城中驱车20分钟（当然，不能计算走错路的时间），沿着Ashley河边的高速公路，就可径直到达北美最古老的种植园之一，米德尔顿种植园（Middleton Plantation）。搞清楚这个美国南部最著名的家族的谱系实在不容易，不过你只要记住，这里的主人其中之一是“独立宣言”的签名者，出使过驻俄罗斯大使，以及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长。米德尔顿庄园，以庞大的梯田种植区和优美华丽的花园所著称，但几个主要的建筑多毁与战火和天灾，唯一幸存的是当年主楼的一个右翼——一座两层高的小楼，供客人休息之用。家族后人陆续从各地把当年祖传的家具、器皿、绘画、珠宝捐献过来，这也让我们有机可趁，参照对比了一下自己现在的生活。我们现代生活的优势是，可以阅读到当日的报纸、可以上网、看电视……。不过这也造成我们其他机能的退化。据说这个家族成员都具有音乐天赋，擅长不同的乐器。不过，住在在这个一望无际的水田中央的大宅里，去一趟城里也要花上不少时间，练习音乐恐怕是最好的打发时间的方式。一个种植园有如过去我们的单位，各种相关附属机构都有，比如纺织、打铁、制皮等。在园里的某个工厂里，我们询问奴隶之间婚嫁许配的问题，一位头发灰白的白人老先生努力说服我们奴隶主还是宽厚待人的。一个案例就是，如果这家的奴隶爱上了隔壁家的一位，两个奴隶主会出来协商，从其中一家挑出一个进行对换，以便让这夫妻两人长相厮守。听后不禁莞尔一笑，因为这让我们想起了当代社会中的老板也通过拉拢雇员人心的方式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

查尔斯顿城市的著名在于时光对它的眷顾，整个城区几乎完整保存了二、三百年前的建筑群，私人楼宇、教堂、公共建筑。试想一下期间的无数次的战火、地震、海啸，当然更应该参考的是美国的建国时间。古老的街道、燃燃的煤油灯，呼朋引伴，我们一座座的老房子瞧过去，犹然可听见旧日里马车的塔塔声，窥探见几个世纪前小镇的富庶和繁闹。

香港人中意它的音译，叫做三藩市；而大陆人则更在意它的历史，称为旧金山。很多人已经不能把墨尔本和新金山对上号，而旧金山的名字却侥幸没有堆积进历史的尘埃，也许这个名字承载着早期华人的梦想和努力。在渔人码头，我们看见一个游艇起名为San Francisco Spirit（“旧金山精神号”），除了淘金，也许最好翻译成勤劳致富。

这是一个几乎可以在各个角落都听到吉他吟唱的城市。悠闲、自在和野性张扬让这个钢筋铁骨的城市丛林有了一丝的脉脉温情。我们住在城中心的美国银行的金字塔和中国城中间，地理位置相当于香港的中环，但人流出没却远不及隐蔽在大浦荒山中的学堂。

某个夜晚，侨居这里的一对长辈在城中美国银行的最顶层欢迎我们这对小夫妻。这是旧金山著名的建筑，因为可以把整个城市尽收眼底。夜晚的灯火推开浓浓的夜色，一弯细月，温暖着依偎在窗前的恋人。1980年，阿姨从英国赶来探望丈夫，叔叔特意领她来领略这座城市的风光。两个穷学生当时财力有限, 只能合买一杯果汁，结果引来侍者嘲弄和藐视的眼光。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也为了报仇雪恨，我们老老少少两对恋人来到这里，除去捍卫人格尊严的四杯果汁，还特意只要了两个甜品，当然重点是只有两把叉。席间，长辈们向我们传授他们45年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患难经验：永不提离婚+彼此宽容。老先生最后意味深长地嘱咐说：“当你们结婚后，也许会遇到更适合自己的人。但是因为你们已经结婚，信念不可动摇。”我俩仔细品味，一边咀嚼领悟着其深刻的精神内涵，一边担心着回家后老先生是否会遭到内部处理。

“九曲花街”，曲径数处，盆景几遭，顾名思义。顶着下午三时被某Jo（e）称为气候宜人的烈日，我们从背面登山，身体力行地检证了这个山头的路面坡度达到了40-45之间。整个山丘被削成数个小坡，站在山顶，视线竟无法越过眼前的一个陡坡，更不要提近处的九曲美景和远方的海水湛蓝。即便这样，操着各国语言的游客蜂拥挤在山头照相。我们也去凑热闹，但实在怀疑能照出何种风景。对了，下来时候忘记有没有数过是否真是九曲。

这个世界最匪夷所思的一件事，就是你花了十几个小时坐飞机，落地之后使劲儿找家最像家乡菜的餐馆去大吃一顿。如果你真想这样效仿我们，建议你去中国城的“岭南小馆”，其中的名菜是椒盐螃蟹。不过着实建议你多找几个人去，通过亲身示范，我们发现两个人吃上一只大螃蟹之后会引发嘴角起泡的反应。记住，“岭南小馆”的“椒盐螃蟹”、二人以上、一盘38刀。

三藩市最著名的景点当然要数渔人码头和金门大桥。市中心寥寥无几的人口，反衬着这里熙熙攘攘的游客人群。站在39号码头，可以张望见对面海中的一座小岛，Alcatraz Island，一座著名的监狱。这里曾关押过许多个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魔头，当然钱学森除外。张望着对面只有几千米的39号码头，你猜犯人们整天在琢磨什么？当然是逃出来。不过，即使你幸运地躲过警卫的扫视，无畏严寒跳入冰冷的海水，海上的巨风也许会把你吹离方向，丢进大西洋里。如果侥幸遇上风平浪静的一天，很可能有条鲨鱼也在前方安详地晒着太阳，等待它的午餐。结果，历史上至今没有成功案例。想必，当时的设计者也研习过孙子兵法，排兵布阵之术。堪称监狱之典范。

暮色沉霭，欢歌起舞的人们沿着海岸线在沙滩上点起了火把，映红了这座位于太平洋中部的一座小岛，夏威夷。当我们一头扎坐在海滩上仰望星空时，才发现旧金山那一牙弯月已变成了半盏明灯。远方天水相间处，一帆轻舟迎着余辉在晚霞中摇曳，回来的，还有一群欢呼雀跃的年轻人。而我们也即将结束扬鞭策马、云走四方的生涯，即将踏上返乡的归程。

夏威夷岛位于太平洋中部，共有八个主要岛屿组成。最大的一个在地理学名上称作夏威夷岛，当地人更喜欢叫做“大岛”。不过，开发最早、人口最集中的却是另一个小岛，叫做瓦胡（O’ahu），我们所熟知的檀香山（Honolulu）就坐落在岛的一隅。到达第一天，我们第一个最吃惊的发现是夏威夷的州旗与英国的米字旗相差无几。这与文化柔荑的结果，与武力无关。夏威夷最后一个王朝本是一个当地土著的部落政权，但却仰慕远在西方的英国文明，所受影响颇深。在王宫女皇的书房，我们吃惊地发现墙上悬挂着两个白人绅士的照片。导游告诉我们，因为女王经常与英国首相有书信往来，有个照片挂在在头顶便利些。这大概是最早的“网络视频”了吧！而这个国（州）旗也是由一位英国军官设计。西方文化的影响可以从这个王朝百年间的兴衰中看得更为明晰。从保存下来的照片画像上看，不单单皇族成员的生活习惯、教育（很多都到英国本土接受教育）日渐西洋，通婚使皇室成员的肤色、相貌也渐渐脱离了传统棕色人种的特征，越发与白人接近。在这个19世纪的皇宫，我们看见了抽水马桶和淋浴设备，事实上，在夏威夷人们使用电灯要早于美国东岸。传说这是因为有位活泼可爱的公主，自幼在英国和其他世界各地旅居多年。估计她每次回来也都会跟着一些新奇的玩意儿，大家一边自娱自乐，一边也让这个偏远的小岛散发着现代文明的曙光。

不幸的是，这个政策开明的王权最终还是被“和平演变”了。随着美国白人大量涌入，在19世纪末，由于军事政变，王权被推翻，夏威夷后来也加入了美国。人口结构的改变并没有停止。今天的夏威夷，白人只占四成，成为继加州之后美国第二个白人占少数的地区。而日籍人口和菲律宾人口也达到了一、二成。此外还有少数的华裔和剩下的土著人口（太平洋岛屿人口）。传统的种植业基本被旅游业所代替，大量日本游客的到来让这里所有的一切服务基本变成了双语。从餐厅到商场，我们仿若来到了日本本土。

谈到夏威夷的日本人，你也许更为好奇的是，日本游客会不会去珍珠港？反正我们是去了，而那一拨里基本上全是美国人，扶老携幼，肤色迥异。我们特意登上了密苏里号战舰，也称老莫（“Might Mo”），吨位达5.8万吨——如果你知道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老莫虽然年事已高，可有着辉煌的军旅生涯。刚刚开建就赶上日军偷袭珍珠港。与命运悲惨、永沉海底的亚利桑那号不同，老莫经历了太平洋战争和朝鲜战争。日军投降的仪式就是在这里的甲板上举行，估计这真让美国人体验了一次一雪前耻的快感。几年后，老莫光荣退伍。不过令人称奇的是，退役后的老莫在八十年代重新改造了一下，又再次入伍，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大显神威，参加过“沙漠风暴行动”。如今，二次退伍的它，仍宝刀不老，发挥余热，积极投身爱国主义教育中来。

珍珠港一战的确悲壮，但更让中国人感慨地是中日两国的一段历史。19世纪中叶，中日同为封建帝国，遭遇西方列强胁迫，自强革新。而百年后，日本已经能够公开与美国叫板，而中国的维新之路却走得几番波折。1891年，北洋水师访问日本。当时的日本尚无强大海军，自然举国哗然。巡洋舰舰长东乡平八郎上船参观时，两个细节却让他断定北洋水师即使船坚炮厉，这样的军队也很难打胜仗：一是扶手会让白色的手套留下灰痕；二是士兵在炮管上晾衣服。数年后，历史无情地证明了这个判断的正确。在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旗舰“定远号”刚开一炮，舰桥就被震塌，丁提督摔成重伤。当我们登上老莫的舰桥时，又是一番感叹，虽然站在上面实在威风。

在夏威夷，你可以过一个懒散地找不到自己的假期。突然之间似乎有了大把的时间来肆意妄为，不受挤破。清晨，沿着海岸线兜风，浸没在乡间的幽绿和清远中；午后，拉张毯子，把自己晒在沙滩上；暮色西陲，椰风树影，漫步于沙滩，把脚印连同夕阳一起甩在身后。这就是夏威夷。

几天以后，我们就要回家，不过不是从夏威夷到香港，而是重回旧金山。然后再从旧金山飞回香港。虽然此等南辕北辙等于多飞了一个香港到旧金山的直线距离，却给我们的预算表上节约了一个好几千大洋。

尾记

这未曾是个计划周详的蜜月之旅。其中一个要来开会，另一个也索性打包跟着。如同我们不期而遇的婚姻，随兴而来，随兴而往，信步由然；却在悄然无息间受到命运的引领，洞悉到缘字的奇妙。令无数友人唏嘘感叹，我们也被追问是否香港真的有倾城之恋？

有与无，一试便知。我们不敢期盼活到耆耄之年，只愿有生之日，一起周游世界，携手同游人间。

最近常被邀请去参加凤凰卫视一个的谈话节目。这个节目是中午时段直播的，原想不会有很多人看。不料有好几个在北京和美国的朋友发电邮或打电话给我，说在电视上看到我了。昨天晚上在一家餐厅吃饭，居然有服务员也认出我来，说在电视上常看到我... 让我再次感受到电视传媒的力量还是很大的。

昨天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日，把我最近应《香港商报》之约写的一篇评论文章贴上来。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而立」之际的回顾和展望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三十而立」了。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央决定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那时的深圳不过是一个几万人口的渔业小镇。当时，深圳的领导邀请了一批香港测量和规划界的专业人士为深圳做城市规划。来自香港的专家询问深圳的规划要按多少人口来设计，深圳的领导回答说按三十万人口来做规划。香港的专家不禁有些疑虑，觉得深圳能扩张得这么快吗？那二十多万人口会从哪里来？一晃将近三十年过去了，不管是当年的深圳领导还是香港的专家可能都没有预料到的是，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深圳已经成长为一个实际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一千四百万的大都市！

深圳城市变迁的例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最近联合国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来年的取得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之一。很多西方经济学者，也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不但对中国本身， 而且对世界都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即使从北京奥运会的奖牌榜排名上，也可以得到反映。中国在奖牌榜上跃居金牌总数第一。有趣的是，美国的媒体在计算国家排名榜的时候，是以金银铜所有奖牌的总数来计算的，这样的算法让美国保住了奖牌总数第一的位置。不过有人翻美国的历史老账，发现美国过去也是用金牌总数的方法来做国家排名的，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苏联的金牌总数超过美国的时候，美国人才改用计算奖牌总数的方法来保住第一的位置。其实一个比较公允的方法，是把奖牌榜上的金银铜牌按照加权的方法来计算成绩（比如说金、银、铜牌各给权重3、2、1）。这样计算出来的成绩，还是中国位居第一！

竞技体育的成绩，只是中国国力增强的一小方面。中国的经济总量，如果以购买人平价计算，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如果以名义汇率计算，中国2007年居于世界第四位，预计2008年将超过德国成为第三位。到2009年结束的时候，中国很有可能再进一步，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位。如果不出现大的危机或者动荡，中国有很大机会在2020年之前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也高居世界榜首，是第二位的日本的两倍还多。中国在未来一两年内，也将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除此之外，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中国大多也已经或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其中包括作为工业文明标志的汽车产量。中国在未来数年内，也将超过有「汽车王国」之称的美国，成为世界每年生产汽车最多的国家。对世界经济来说，更为有意义的是，从一两年前开始，中国已经成为对世界经济每年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在环球经济普遍陷入不景气的今天，中国这个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显得至为重要。

看到如此骄人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依然任重道远，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两大任务还远未完成。即使中国能在十多年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中国那个时候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只不过达到世界所有国家平均水平上下，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展望改革开放的下一个三十年，能否和前三十年一样鼓舞人心，关键在于能否在以下几个领域取得新的突破：

一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已经基本确立。但在一些基础性行业如能源、原材料行业，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机制还没有实现市场化。在一些垄断性较强的行业，比如通信、电力、能源、铁路、民航、石油化工、烟草、盐业等，政企分离和市场准入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而在作为国民经济重要命脉的金融业，中国虽然已经基本完成了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这一第一步的任务，但在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情况下，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以及开放资本账户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方面，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二是如何最终消除中国的城乡差别。中国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中国多年的「三农」（农民、农业、农村）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对农村实行减免税费和增加投资的「多予少取」政策，而要逐步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三是如何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网络。这其中包括医疗、养老、失业救济体制的改革。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巨大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不容易完成的任务。以近来热议的医疗体制改革为例，在发达国家中也没有特别成功的经验。美国的医疗保险体制偏重商业化，在公平方面有所欠缺；而英国的体制更重视公平性，但在效率方面则有为人诟病的地方。因此，中国在这方面的改革很难照搬照抄他国的经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四是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中国政府如何实现对自身行政体制的改革，建立起比较公开、透明、公正的决策与行政审批机制，对减少腐败，缓解政府和社会之间出现的矛盾、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的四个直辖市之中，我去过北京和上海的次数估计比我打酱油的次数还要多：），重庆也赶着在三峡大坝蓄水之前去了一趟，唯独天津以前一直没去过。这次趁着去北京办事的机会，专门去天津行走了数日。

六百多年前，在北京的燕王朱棣起兵南下讨伐他那个在南京做皇帝的侄儿。行至海河的三岔口附近，大军顺利渡过了河。朱棣夺得皇位之后，在那个渡口建立了一个卫所并命名为“天子津渡”，是为“天津”。天津建立卫所的时候，其主要的人员构成是来自于淮北的屯田兵勇。随后发展的漕运和海运，又引来南方的船民、商人，形成了以会馆为基础的外省籍聚集区。时至今日，天津方言仍然带有淮北话的元素。而今天的海河三岔口附近还保留着南方常有的祭祀海上守护神妈祖的“天后宫”。下面这张照片，就是在天后宫外看到的一幅瓷砖壁画，反映了当时冬日里的热闹场景。

天津建城六百年，前四百多年大致上是作为一个兵营和渡口码头存在的。而从1860年天津在列强的枪炮下被迫开埠通商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右的这段时期，天津一跃成为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北方的金融中心。这也是让很多天津人至今最引以为豪的一段时期。

这次去天津，我专门选择住在和平路上的历史建筑渤海大楼。这座渤海大楼，是三十年代由天津商人与清庆亲王载振（看过电视剧“走向共和”的人，可能对这位清末的公子王孙会有印象）合股兴建的。今天这座历史建筑被改造成了一座宾馆。沿着渤海大楼信步前行，就可以看到天津著名的劝业场百货大楼和许多昔日的银行大楼，让人依稀感受到当年的辉煌。

从渤海大楼出来向北行，穿过海河上的狮子林桥（桥上有数百只形态各异的铸铁狮子，很有特色的一座桥），便来到望海楼天主教堂。

在天津众多的西洋建筑中，望海楼教堂不算是特别显眼的。但1870年的时候，就是在此发生了法国传教士与当地居民冲突的“天津教案”，也导致了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被迫调职。接替他的，是他的学生李鸿章。李鸿章上任伊始，朝廷做了一个决定。对天津乃至整个清王朝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个决定，就是让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对朝廷来说，其结果是大大扩充了直隶总督的职权，工作重心亦从直隶等省的“省防”转为“海防”和“洋务”。从而确立了直隶总督在清政府外交体制中的地位。同时，这也导致后来袁世凯领导的“北洋系”的形成和壮大，最终尾大不掉，为清王朝的覆灭埋下伏笔。

对于天津这个城市来说，也因此深深打上了“北洋”的印记（包括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堂”）。李鸿章上任不久，就把位于天津的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也就是说，他可以常驻天津办公，不用一直蹲在保定的直隶总督府了。这样，一方面方便他处理洋务；另一方面，一有个风吹草动什么的，他马上可以进京觐见太后和皇上（那时从天津到北京也只需要半日时间）。在李鸿章的努力经营下，北洋大臣的影响范围迅速扩大，他也俨然成为国家外交全局的主持人。一位英国外交官曾说：“北京的总理衙门，只不过是李鸿章大学士在天津的衙门的一个分支机关。”（很可惜，这次我在天津没能看到什么直接与李鸿章相关的雪泥鸿爪。天津人似乎已经忘了这位曾经在天津工作过二十五年的北洋大臣。）

与此同时，各国也纷纷在天津建立自己的租界。与上海不同的是，上海除了法租界以外，其它大多成为公共租界。天津一共有九个国家设有各自的租界。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是五大道（英租界）和最近整修一新的意租界。天津现在也将这些租界区作为着力渲染天津文化特色的一个重点，以至天津有些新建的建筑都要弄出点什么“欧陆风情”。

从望海楼沿着海河边往前走，很快就到了意租界。这里的房子确实都很有特色。据说天津市政府打算把这一带打造成天津的“兰桂坊”。

意租界里最出名的房子，应是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了。我在中学时读《少年中国说》的时候，就对《饮冰室合集》留下了印象。这次终于得以一见“饮冰室”。

有趣的是，在“饮冰室”里面参观的时候，见到一位游客问讲解员：“梁启超在租界有这么大的房子，看来很有钱啊。他靠什么为生啊？”讲解员：“他写文章的稿费价格很高，一千字二十块大洋。另外他还投资了不少股票和房产。”游客：“哇，他这么有商业头脑啊！“

在意租界的边上，就是袁世凯的旧居。它的旁边是另一位总统----冯国璋的故居。袁世凯故居现在被改造成了一个餐厅，名为”首府餐厅“。

走到袁世凯故居的时候，正好是中午时分，我也觉得有几分肚饿，心想不如就在袁大总统的家里吃顿饭吧。走上前去，才发现那餐厅大门紧闭，我连敲数下大门。过了半饷，才有人出来说：”我们餐厅中午1点30分打烊。”我一看表：1点35分！只好很郁闷地离开。一转身，看见附近站着一个穿着军大衣的老头，本想问问他附近还有什么吃饭的地方。哪知道他却对我说：“小伙子，在袁世凯故居的餐厅里吃顿饭，起码也要一千多块钱呢，你吃得起吗？！”我顿时无语。。。（其实俺当时心想，俺也不一定吃不起啊:) ）

虽然没能在袁大总统家里吃上午餐，不过在五大道那个号称“能吃的博物馆”里，还是吃了一顿很有情调的晚餐。这个名为“粤唯鲜”的餐厅，是一个叫张连志的人用价值连城的古董像砖头、瓦块一样贴在内外墙上去装修的一座法式旧洋楼（也曾是京剧大师马连良的故居）。这个号称是中国四大私人博物馆之一的博物馆餐厅馆内包括了西周至清朝各个历史时期最典型的青铜器、铜器、木雕、烟具、屏风、座钟等，但最为精彩的，还是散落在馆内四处的从北齐到清代的300余块石造像、石碑和石刻。

这次在天津，还专门去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两所名校的校园参观了一下。从校园上看，感觉天大似乎在经济上稍好一些，这可能跟它以工科为主有关。校园中心广场上刻着“北洋大学堂 1895”的拱门，也向人们宣示着天大是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的现代大学。（盛宣怀在1895年创办的，不过好像有几所大学都在争这个“最早”的名份）。相比而言，南开大学（其实是它的中学部）虽然说出了两位共和国总理，但它的校园却显得颇有些寂落。那一排排破旧教工宿舍，让人感觉这所以传统的文理综合型的大学，日子过得并不好。这可能跟大学所处的天津在建国后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也有关系。见到网上有南开学子自讽：“南开朴实、内敛、沉稳的学府气质， 是否等同于保守、怯懦、不思进取？”

离南开不远处，在天津水上公园的一侧，便是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日本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访问北京的时候，也专程跑到天津来瞻仰这个纪念馆。

天津是周邓二人求学并相识的地方。不过顺便八卦一下，周恩来那时另有一个女性战友----张若名。周、张、邓当时都是天津觉悟社的成员，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周和张后来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创立了旅欧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但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张若名在党内受到审查。她自己感到十分委屈和不满，决定退出党组织和政治活动，留在法国专心读书。这也导致了周恩来和张若名的分手。邓颖超后来也曾回忆说：“恩来那时有一个女友，长得很不错。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都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要结婚的话，他和张若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张若名后来的结局也令人叹息。建国后她在云南大学教书，50年代末，张若名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把哪怕一闪而过的“私心杂念”也要向党交心，导致她被打成为右派。在不堪忍受批判，不认为自己是革命叛徒的巨大心理压力下，张若名终于顶不住而投水自杀了。文革结束后，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张若名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而那时她已离世20多年了。

邓颖超对自己在天津的这段求学和成长经历应该还是很有感情的，以至她决定死后把骨灰洒在海河之上。天津人也一直把周恩来和邓颖超视为自己的光荣。

这次去天津的目的之一，是想看一看这座曾经经历过辉煌和衰落，现在又面临着复兴机遇的城市。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天津和北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北京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天津是华北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天津的租界也成为了那些在北京失势的政治人物的避难所。但1949年以后，在“把北京由消费城市变为工业生产城市”的指导思想下，北京的城市面貌和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天津的商业和金融职能都日渐萎缩，成为一个以重化工业和港口为主的城市。而在唐山大地震后搭盖的大量地震棚使得天津的城市面貌看起来更为惨淡。八九十年代南方城市在改革开放中高歌猛进的时候，留给天津的更多的是迷失与无奈。

2003年前后，天津命运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这一年，天津人温家宝成为中国的总理。而中央政府也把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提升为如九十年代浦东新区一样的国家级战略决策。同时，天津也迎来了一位新市长----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从央行行长的位置到天津担任二把手，在大家眼里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升迁。但五年后戴市长离任的时候，互联网上的天津网民们一致认为他是天津数十年来贡献最大的市长，给天津带来了很多新的思维和工作方法。

应该说，中央近年来对天津还是很厚爱的。包括开放大陆居民投资港股的试点（后来暂未实行）、为将来发射中国自己的太空站用的新型运载火箭的研制基地、以及欧洲空中客车的飞机组装项目，都选择放在了天津。

天津这几年确实也有很大的变化。我漫步在海河之滨的时候，那一处处建筑工地，让我想起了九十年代中期的上海和数年前在重庆时所感受的那种生机勃勃的景象。在天津小白楼附近，我看到一个建筑中的大楼，外面用彩板围着，上面写着：“Dynamic Tianjin 天津 明天跟美好”。我想这也是天津的真实写照。

结束了天津之行乘飞机回到香港。那几天习惯了北方城市的开阔的我，刚进香港时竟然对那密集的高楼感觉有少许不适应了。不过傍晚时分，到香港维多利亚港边走一走，那感觉还是很好的。最后就以两张暮色中的维港做结尾吧。

昨天上午应邀给香港的首长级和高级公务员做了一个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讲座，讲了整整三个小时。在演讲后提问的时候，有人问如果中国不搞政治改革，是否会崩溃。我说政治改革如果时机不恰当，急于求成，中国崩溃的机会更大。

昨晚参加了亚洲协会的晚宴，会上请了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作主题演讲。他对新加坡的体制还是很自豪的。期间晚宴的主持人讲到，他曾在莫斯科出席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次演讲。在演讲后的问答部分，他特意问了普京一个问题：你觉得中国先搞经济改革的模式和俄罗斯先搞政治改革的模式哪一个好？普京只说了四个词："China, and next question."

昨天我们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关于香港仲裁服务业的研究报告，来了不少香港媒体（其实媒体真正关心的问题我们研究中心的理事长是否会参选下一届香港行政长官）。因为我也参与了这个项目的研究，所以也陪同出席了发布会，坐在理事长的边上，结果被记者们的相机一阵狂拍。今天刚到办公室，就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在YAHOO新闻的照片上看到我了。我翻了翻今天的香港报纸，星岛、文汇、大公乃至地铁报上相关新闻照片里都可以看到我。不过看了一下，文汇报和大公报的上的照片是站好了拍的，倒还算了。星岛日报的记者抓拍了一张，我那时候真低着头不知道在干嘛呢。呵呵，镜头感还有待提高啊。

昨夜台风“黑格比”掠过香港。港岛不少地方的海岸边都“惊涛拍岸”。甚至有海水倒灌进地下水道，把地下水渠的井盖冲开，向上涌出，形成“喷泉”。早上出门上班，看到住处附近还是有不少断枝残叶。

今年中秋节香港放假一日，正好形成一个长周末。在港工作的YM同学是长沙人，热情邀请我到湖南一游。于是便有了此次三湘之行。

和YM约好周六一大早在西九龙见面搭乘大巴前往深圳机场搭飞机去长沙。哪知YM同学前晚工作过于劳累（干金融业的可比咱干研究的辛苦多了），一觉没睡醒来，错过了原定的航班。我们只好在深圳机场改签下午的航班，然后又去深圳市区半日游。从深圳市区回到机场，正在过安检的时候，忽然听到机场的广播里高呼数遍：“乘坐南方航空公司CZ XXXX航班前往长沙的旅客FZ、WYM，请马上到XX号登机口登机！FZ、WYM，请马上到XX号登机口登机！”汗，全机场的人都听到了。我一看时间，还有二十多分钟才到预定的起飞时间啊，难道飞机要提前起飞了？我们赶紧一路狂奔到登机口，终于赶上飞机。YM笑着对我说，如果再错过这班飞机，我们就可以回香港过中秋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到达长沙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从机场大巴下来，见到的长沙市区的第一个地标建筑是长沙火车站。YM同学指着火车站大楼上部的一个红色造型自豪地说：“我们湖南人爱吃辣，连火车站顶部都有个红辣椒的造型！”我仔细看了看，认为那应该是个火炬造型，因为在火车站上放“红辣椒”简直是“政治不正确”。后来YM的爸爸证实这个建于文革年代的建筑上的标志确实是火炬。当时，长沙火车站在建设时,要在火车站的主体建筑正面树立一个火炬，象征中国革命的那段历史，但是在火炬火焰的朝向上产生了一些争议：火焰的方向不能够向后面----倒向了苏联;也不能够飘向西面----这叫做倒向西方;更不能够飘向东面----那样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火焰也不可能飘向正前方。最后的方案是垂直向上，象个大大的朝天椒。

夕阳下的长沙街景

YM的妈妈已经为我们买好了第二天一早去岳阳的火车票。从长沙到岳阳搭乘动车组火车只需一个多小时。我在广深线上乘坐过多次CRH 1型动车组（用的是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的车型），原以为这次到京广线可以有机会坐更高级的CRH 2型动车组（用的是日本新干线的车型），结果到了火车站一看还是CRH 1型的，遗憾。

岳阳最有名的当然是岳阳楼，而岳阳楼最出名的当然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实老范并没有到过岳阳楼。那时候他在北宋朝廷推行的改革失败，由副宰相（参知政事）之位被贬到河南邓州做个地方官。恰巧他的同僚滕子京请他为重修的岳阳楼作序，于是才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慨。

从岳阳楼上望滔滔洞庭湖水，真有“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的感觉。

跟滕王阁、黄鹤楼相比，岳阳楼并不是很高大。但在岳阳楼上看到一张从洞庭湖上拍摄岳阳楼的图片，我把它翻拍下来，确实有“衔远山，吞长江”风采。由于岳阳楼面对着浩瀚的洞庭湖，气势上比在江边的黄鹤楼和滕王阁更为开阔。

下了岳阳楼，无意中发现旁边就是三国时小乔的墓。墓边上有一石刻，写着苏东坡的词句：“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历史上的周瑜就是在征战途中，箭伤复发，病故于今天的岳阳。那一年，公瑾36岁，小乔30岁。他们结婚12载，小乔后来又守了17年的寡。可谓“应怜征战古来多，成就功名又若何？不见英雄鞍马至，红颜独守洞庭波。”

离开岳阳，回到长沙。首先参访的是岳麓书院。岳麓书院的门口，大书着让湖南人甚引以为豪的八个字：“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关于这个“惟”的解释还有写争议。有些比较谦虚的湖南人说：这个“惟”字是虚词，没有实际意思，用于句首，例如“惟妙惟肖”；另一些湖南人则说：“惟”是“只有”的意思，也就是说只有楚地有人才啊！走进岳麓书院转一圈，看到曾经在这里讲学或修读的人才真是鼎盛，感觉即使依照后一种说法也不算太过火啊。不过岳麓书院也曾经历了兴衰，不是始终“于斯为盛”的。据曾经在湖南大学工作过的YM爸爸说，文革时候这里是湖大的办公和生活用地，曾经门口有个牌，上面不是写“惟楚有材“，而是“谁家的鸡在这里拉屎！赶快清理掉！“：）

在岳麓书院里，看到虞愚先生题写的匾额。想起年幼时随父亲到北京拜访他的情景。他的字体甚为隽秀，很有特点。

离开岳麓书院后，去了天心阁。天心阁是长沙古城南门上的一座阁楼。YM告诉我，三国时赤壁之战后，关羽领兵攻打长沙，就在此城楼下大战老将黄忠。然后YM很兴奋地说，三国里他最喜欢关羽和黄忠了。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玩三国游戏里，关羽的武力值最高，而黄忠很会射箭。我听罢笑着对他说：“我们有代沟啊！“

中秋之夜我们跑到湘江边的“杜甫江阁”去赏月。这座新近建成的阁楼，层楼峨峨，翘檐翼翼，在灯光的勾勒下显得格外绚丽。这座楼是为了纪念杜甫在湘江边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两年而修建的。不过看这如此巍峨的“江阁”，想起杜甫当年的凄惨境遇，不仅有些嘲弄的感觉。一千多年前，已是穷困无路的杜甫凄凄惶惶来到长沙，不曾想他要投依的官员却突然死去，让他在长沙陷入衣食无着的境地。他不得不长时间居住在船上，有时也居于江边的某个茅檐之下，这样的居所就是老杜自己所称的“江阁”。杜甫在这样艰难环境下，写出了不少表达苦况的诗句，如 “真成穷辙鲋，或似丧家狗“，“途穷哪免哭，身老不禁愁“。如此沉痛至深的句子，只能是在极其困顿极其无望的境遇中产生。从他充满苦涩的诗句中可见，那江阁必定是老旧、破败甚至颓圯。今天人们却为他建了这么漂亮堂皇的“江阁”，真是令人感叹！

男足0:3负巴西

详见其他媒体, 本报无多余版面报道

我认为应该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今年对主办奥运会的中国来说可是多事之秋。且不说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已经遇到了一系列事件（有人称五个福娃正好分别暗喻了中国近期发生的五起灾难和麻烦-- 熊猫[四川地震]、藏羚羊[西藏事件]、火[火炬在欧美传递遇到的问题]、燕子风筝[风筝之乡山东潍坊的火车撞车事故]、鱼[华南水灾]），就是奥运开幕这三天，已经发生了不少意外：

8月8日

奥运开幕第一天，格鲁吉亚突然出兵攻打企图独立的南奥赛梯自治共和国，俄罗斯也因此卷入战火。更过分的是，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甚至不讳言，故意选择奥运开幕之日动武的，真是好不给中国面子啊。。。

其实南奥赛梯虽是一个“共和国”，但只有七万人口，大概也就是中国沿海许多地方一个镇的人口规模，比安娜堡的11万人口还少了一截。但就是这个冲突，成为第二天国际主要媒体，包括CNN，BBC的头条新闻，奥运开幕的新闻则放到挺次要的位置。我在CNN的网站首页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奥运相关的新闻。

8月9日

奥运开幕第二天，一个来自杭州的男子在北京中轴线上的鼓楼突然用刀刺死一名美国男子，刺伤一名美国女子和一名中国导游，然后纵身从鼓楼的二楼跳下身亡（美联社的新闻特意说明鼓楼的二楼距地面有四十英尺高）。那名被刺死的美国男子恰巧又是参加奥运会的美国男排总教练的岳父。于是次日的香港一家主要报纸的头条新闻不是奥运赛事，而是“北京刀客刺杀美国人”。。。

8月10日

奥运开幕第三日。我一早出门，没来得及看新闻。但在地铁屏幕上看到的滚动新闻却是：“新疆库车发生系列爆炸八死四伤：目击者说，有人从一辆出租车内向外投掷自制炸药，攻击当地的公安局和工商局。”

不知以后还会发生什么？哎。。。

今天有个台风在广东登陆。从昨晚开始香港就呼呼的刮风，我当时就在想，要是明天香港天文台发出八号风球警报，我就可以不用上班了。早晨一起床，往窗外一看，维多利亚港上波涛起伏，泛起阵阵白浪。连忙打开电视一看，果然是八号风球。呵呵，终于可以不用上班啦！

这是刚才有人从我住处附近的红勘码头拍的照片。最右边的那座楼就是我住的。

最近看了三部以中国为题材的好莱坞电影。《功夫之王》、《木乃伊3》和《功夫熊猫》。对《功夫熊猫》的印象比较好，虽然拍摄手法也是西方的，但剧情中那个无字的武功秘籍， 以及乌龟长老和浣熊师父在桃花树下的对话，确实包含了中国的哲学思想。至于《功夫之王》和《木乃伊3》就完全是一种以西方对东方的猎奇心态拍摄的影片，承载了太多符号化的意义和文化假想，带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更有甚者，就如《勇敢的心》一样，《木乃伊3》给古人加入了现代西方意识形态。那个从兵马俑古墓中复活的皇帝（虽然影片没讲他的名字，但应该就是秦始皇了）说：“我要重新君临天下，剥夺人民的自由！”；而那些因修长城而埋在黄土下枯骨，复活过来的时候居然振臂一呼：“让我们为自由而战！”（就差没说“让我们为民主而战！“了。。。）

周三那天上午，从菲律宾过来的台风”风神“在香港附近登陆。香港天文台发布了八号风球警报（在香港，如果台风的强度达到八号风球，市民就不用上班了）。不巧我正好答应了周三中午之前为亚洲周刊写一篇关于油价的评论。因为相关资料都放在了办公室，我只好顶着八号风球回办公室去。从住处下楼，发现提供往来住宅和地铁站服务的穿梭巴士已经因台风停驶。我本想直接步行到红磡火车站，哪知道街上风雨交加，没走几步路，我那把从密歇根带回来的大伞已经被吹得变形了。只好放弃了步行的想法，在风雨中寻找出租车。好不容易找到一辆出租车，刚想钻进去，司机说：“今天是八号风球，额外加二十元车费。”当时也顾不得那么多，心想被宰也只好认了。哪知后来跟香港同事说起此事，他们笑着说：“八号风球时乘出租车要加钱是惯例，加你二十元已经很客气了”。。。

以下就是那天顶着台风写的评论：

国际油价狂飙与中国石油产业改革

1998年的时候，国际石油价格处于低谷，在10美元左右的价格徘徊。然而十年之后，国际油价已经达到将近140美元一桶，上涨了十倍还多。而且原油价格还将继续暴涨到150甚至200美元的预测仍不绝于耳。目前的高油价已经导致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因油价上涨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席卷亚欧，有的还酿成暴力事件。

在这场全世界都被卷入的风暴中，当事各方却对油价飙升的原因看法不一，互相指责。以美国为首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认为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石油的需求快速增长，而且在国内通过价格管制，实行低油品价格的政策，进一步刺激了对原油需求，是国际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力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增加原油产量。而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却直指国际石油期货的投机行为和美元贬值才是推高油价的罪魁祸首。

客观地说，石油消费量增加、美元贬值、期货市场的投机炒作这几个因素都是存在的。但应该看到，自2003年以来，全球对石油的需求大约上升了8%，美元对全球主要货币贬值超过了25%，而国际油价的增幅却高达277%。这样剧烈的增幅，明显已经脱离了供求关系的基本面，很大程度上是投机资本炒作的结果。国际资本利用石油消费量的增加、美元贬值、地缘政治局势变化等相关因素，在期货市场上炒作石油。投机者对石油期货合约的大量购买，创造出虚拟的额外石油需求，从而不断抬高石油期货价格。而期货价格走高，必然与现货市场的石油价格产生联动。

在这场油价暴涨的风潮中，作为世界石油主要的消费国之一，中国又一次的被推到风口浪尖。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上现在对中国的成品油价格管制政策越来越关注。就如美国把人民币汇率当作美国贸易赤字的替罪羊一样，中国的成品油价格管制也很容易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靶子。中国国家发改委选择在今年6月19日，也就是在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沙特阿拉伯幷出席国际能源峰会前夕，宣布提高国内成品油的价格，亦包含了国际政治上的考虑。

事实上，中国成品油的价格管制幷不是导致国际油价狂飙突进的主要因素。中国仍然是一个以煤炭为最主要消费能源的国家。而近年来对石油需求的增长，主要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由油品价格扭曲而导致的需求增加是有限的。而且改用替代能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短期内对石油的需求是有一定刚性的，很难指望成品油价格上调对需求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对于中国来说，国际上居高不下的油价，使得中国的石油行业体制改革问题更加尖锐，也遇上更大的阻力。中国的石油行业经过多次改革，特别是1998年石油工业实行了上游石油开采和下游炼化的一体化重组改制和随后的重组上市，基本实现了政企分离。但中国石油产业的市场结构和定价机制仍然存在缺陷，制约了产业组织效率的提高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当初在石油行业重组整合建立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集团的时候，一方面考虑是政企分离和适度引入竞争机制，另一方面考虑是打造两个大型的「国家队」与国际跨国油企相抗衡。但随着石油消费方的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石油供应方的由这两个集团「寡头垄断」的局面却日益突出。虽然中国根据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于2006年底名义上对外资和其它内资开放了成品油批发市场，但中石油和中石化两个集团利用了它们的「寡头垄断」地位，有效地阻止其它企业在行业内对它们构成实质竞争。

与此同时，原油和成品油定价机制却仍在政府的管理之下，没有完全的市场化。在目前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高涨、国内成品油价格却远跟不上国际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出现了原油价格与成品油价格倒挂。因此国内石油企业不愿意销售成品油，导致各地「油荒」时有出现。中国石油产业价格机制没有市场化的另一个结果是，中国面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大幅波动，显得十分被动。作为世界主要的石油消费国之一，却对石油定价权没有相应的控制力。

因此，中国石油行业的改革，实际上面临着三个层次的任务。第一层是通过政府调整成品油价格，使其与国际价格接轨；第二层是真正形成石油产品的市场性价格机制。中国作为快速增长的石油消费大国，形成自己的石油交易市场和报价系统意义重大。有必要建立国内石油现货和期货交易市场，达到发现价格、规避风险、跟踪供求、调控市场的目的；第三层是进一步放开石油行业的市场准入，避免两大石油集团依靠行政力量垄断市场。中国要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石油企业，不能只依靠兼幷垄断来做把企业「做大」，而应该更多的利用市场竞争机制来把企业「做强」。

在现在国内通货膨胀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又要考虑社会方方面面对油价上涨的承受能力的情况下，目前中国政府采用渐进的方式逐步调整成品油的价格，无疑是有效和稳妥的做法。但对长远而言，价格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和放宽市场准入才能理顺中国石油行业的机制。

对中国人来说，底特律活塞队比底特律红翼队要出名的多。但底特律对冰球的喜爱，更胜于篮球。时隔六年，红翼队终于把冰球联赛的冠军杯--斯坦利杯带回了底特律，让这个冰球城举城欢庆。

NBA篮球评论员苏群曾经把美国的体育城市分为几类。第一类是著名的商业和文化都市，如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商业和娱乐业发达，更适合超级体育俱乐部生存；第二类，历史文化名城，多聚于东岸，如费城、波士顿、华盛顿，较适合体育俱乐部生存，但更扎根于历史土壤，棒球和篮球较受欢迎；第三类，传统的产业城市(不含新兴的软件工业)，如底特律、匹兹堡、克利夫兰和芝加哥，更适合室外、拼身体的运动项目，而不适合室内观众较少的篮球(芝加哥经过演化，已是美国三大城市之一，商业发达，可算产业城市中的例外，因此在冰球、橄榄球和棒球之外，篮球同样广受追捧，但要感谢乔丹的贡献)；第四类，州府、旅游和生活型城市，如萨克拉门托、圣安东尼奥、明尼阿波利斯等，有坚定的球迷，但不适合商业发展。

今天在香港《信报》上发的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原来想发到《明报》上去，但老板说还是给《信报》吧，因为《信报》虽然发行量小，但是读者群以官员、财经界和知识分子为主。

香港交通樞紐面臨挑戰

讨论多时的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的建设方案终于敲定。香港各界人士普遍认为此段铁路的建设令本港成为中国铁路网络的南大门。但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中国正在兴建中的高速铁路网络就会发现，高速铁路香港段只是华南地区高速铁路路网中延伸出来的一小段「盲肠」, 与广州和深圳作为有多条快速铁路交汇的枢纽相比，实在不占优势。因此，高速铁路香港段工程本身，如果没有「一地两检」政策的配合，幷不足以保证香港能够提升区域交通枢纽的地位。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香港作为区域交通运输枢纽的地位，主要体现在曾经保持了多年的世界第一大货柜港的纪录，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作为本地区重要的旅客与货物航空中转枢纽的地位。但时至今日，香港无论是在海运和空运方面都面临周边地区的强大挑战。

海运方面，与香港有共同货源腹地的深圳港和广州南沙港的崛起，使成本居高不下的香港货柜港的世界排名节节后退。不论将来是否兴建十号货柜码头，香港将失去区域内货柜港的龙头地位已经是铁定的事实。香港要维持航运中心的地位，只有如伦敦一般向高增值的航运服务业转型。

在空运方面，香港所面临的挑战似乎不如海运那么迫在眉睫，但实际上也不可掉以轻心。香港机场当局在对外介绍香港国际机场的时候，经常称香港机场的国际客流量居世界第五位，国际货运量居世界第一位。其实这个指标幷不够全面。因为香港作为独立的经济关税区，经过香港机场的所有旅客和货物都计为「国际」，而欧美和中国内地的机场客流和货流皆分为「国际」和「国内」部分。所以只有用机场客流总量和货运总量的指标比较才具有可比性。以2007年数据计算，香港的航空客流总量排在世界第十五位，已落后于北京和上海（浦东和虹桥机场合计）。货运方面香港排在美国孟菲斯之后，居于世界第二位，但目前排在第五位的上海的增速远快于香港。然而更紧要的是，就如海运业发展的轨迹一般，香港的航空枢纽地位也开始面临华南区域内的对手，尤其是广州新白云机场的直接竞争。自从广州2004年迁建新机场以来，在推进航空枢纽建设方面不遗余力。虽然受航权限制，在国际航线和区域中转方面尚不如香港。但广州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国际航线开拓领导小组」，积极推进机场枢纽化。货运方面更是成功争取到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将其设为亚洲的中转枢纽。美国孟菲斯之所以航空货运量排名世界第一，就是因为其是联邦快递公司的中转枢纽。而广州有望成为联邦快递公司在孟菲斯之外的最大中转基地，单是营运的第一年就将为广州机场增加几十万公吨的货运量。香港如果不积极应对，未来五到十年间，广州机场在客货流量上全面超过香港机场，使香港空运业重蹈海运业的覆辙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至于陆路交通方面，过去香港的铁路和公路网规划都是游离于中国内地路网规划之外的，谈不上有什么枢纽作用。城际客运列车方面，香港除了开往珠三角广州、肇庆等几个城市的列车之外，只有前往北京和上海的直通列车。更有一个非常重要但却未能引起注意的问题是，香港与深圳这两个联系非常密切的城市之间，已经多年没有来往于两城中心区域的直通列车服务。其结果是港深之间铁路的城际(Inter-city)客流和香港的市内(Intra-city)通勤客流需在东铁列车内混合。目前由港岛和九龙前往深圳的旅客在尖东或红墈搭乘东铁, 需耗时近五十分钟才能到达罗湖关口。这种混流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来往港深两城的客流。每到节日时期, 罗湖站的月台常常挤迫不堪。如果未来的跨境高速铁路能提供班次频密且价格有竞争力的港深城际快速直达服务, 则往来港岛九龙与深圳之间的旅客从九龙站到达深圳中心区只需少于15分钟。而东铁则可主要作为香港内部通勤服务以及新界东居民往来深圳的交通工具。

香港目前启动了多项跨境交通基建工程，但这些项目规划的考虑多局限于单个工程本身。香港缺乏一个中长期的与内地衔接配合的整体交通规划。香港要提升区域交通枢纽的地位，必须把各种交通服务综合起来考虑，做好整体公路和铁路网与内地的衔接，进一步降低跨境往来的成本和时间。本文特别想指出的是，跨境基建中的两个重大项目，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和拟议中的连接香港和深圳机场的快速铁路对香港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的专用通道建设方案，预计耗资近四百亿。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把火车的速度从七十公里提高到两百公里。未来珠三角的铁路运输，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城市内部的铁路系统，除了香港地铁之外，深圳、广州、东莞、佛山也都在建设或规划各自的地铁系统。第二层是珠三角的城际快速铁路，在珠三角的主要市镇都设有站点。其中对香港有特别意义的是穗莞深城际铁路。此条铁路从广州经东莞到深圳机场，以深圳福田中心城站为终点。第三层是全国的快速铁路网络，广深港高速铁路亦是其中的一部分。香港的铁路规划和营运应该把这三个层面加以综合考虑。高速铁路香港段对香港有两个意义：一是开通更多的往珠三角以外城市的直通快速列车，把香港变为中国铁路的一个枢纽城市；二是同时还可以利用香港段的专用通道，把珠三角内部的穗莞深城际列车引入香港，使旅客可以便捷的来往香港和珠三角的多个市镇。

而港深机场之间的快速铁路项目，其意义不仅在于有助于港深机场合作分工，而且此线路在深圳机场附近的前海枢纽与穗莞深城际铁路接轨，这意味着香港机场可以开通直达深圳、东莞、广州众多市镇的「机场快线」列车。香港机场未来能否巩固航空客运中心的地位，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能否吸引日益增长的珠三角地区的旅客来香港搭乘飞机前往世界各地。目前珠三角的旅客须通过班次幷不频密的快船服务或经陆路其它途径辗转到达香港机场，如果能开通便捷的「机场快线」，将大大提高香港机场的辐射力，亦能提升香港机场未来与广州机场竞争时候的优势。

数十万只蟾蜍迁徙引居民担忧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5月10日03:40 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日前，绵竹市西南镇檀木村出现了大规模的蟾蜍迁徙：数十万只大小蟾蜍浩浩荡荡地在一制药厂附近的公路上行走，很多被过往车辆压死，被行人踩死。大量出现的蟾蜍，使一些村民认为会有不好的兆头出现。当地林业部门对此解释说，这是蟾蜍正常的迁徙，并对大量蟾蜍的产生做了科学的解释。

“太多了，太吓人了，一群一群的，它们‘携妻带子’，就像赶集一样热闹，”绵竹市西南镇檀木村的周大姐说，“早上天蒙蒙亮，我一早去赶集买东西，出门不远，就看到有蟾蜍在路上慢悠悠的走着，搞得我的脚都不敢往地上放。最后，我只好绕道上街。中午我回家的时候，看到这里只有少许蟾蜍在爬行，由于有车子路过，已经有很多蟾蜍葬身车轮下了。”蟾蜍集中出现的地方在绵竹市西南镇檀木村，旁边是某制药厂厂房。家住制药厂旁边的刘先生说，他看到黑压压一片蟾蜍，在地上爬行，“那时已经被车和行人压死、踩死很多，血淋淋的躺在地上。过去，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这种现象是不是啥子天灾的预兆哟？”许多村民表示了担忧。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人们不安和忧虑。

据绵竹市林业局局长舒实说，这里处于农田的低洼地段，很适合蟾蜍生存，现在正是蟾蜍繁殖季节，连续两天的降雨加上排水沟水温略高，非常适合蟾蜍产卵和孵化，在孵化时间集中、孵化率高的情况下就会爆发大量幼蟾集体上岸迁移，这种情况是正常现象，与老百姓所说的天灾毫无关系；蟾蜍也不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它们的到来还会为当地减少蚊虫，村民不用为此担忧。

据悉，这种大规模的蟾蜍迁移其实是一件好事情，说明绵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绵竹和震中汶川县相邻）

补充一下：

历年蟾蜍过马路的报道纪录-- 也不一定就是预示要地震啊

上周在亚洲周刊发了一篇关于中国铁路改革的文章：《谁来拆解铁道独立王国？》（题目是编辑给取的，比较aggressive一些。我文章原意是要探讨铁路的改革路径的，但正赶上山东的火车撞车事故，编辑就把它做成一篇专题报道。）

谁来拆解铁道独立王国？

在最近的山东列车相撞惨剧之前，中国铁道部早已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先是在南方的大雪灾后，从广州政协副主席郭锡龄「炮轰」铁道部，批评铁道部与地方政府协调不力，信息传递有误，导致大量滞留旅客拥堵在广州火车站前。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回应时则反驳其质疑，还反问「雪灾时你在哪里」，引发了一场地方政协委员同铁道部之间「雪灾论战」。在其后的中央政府换届改组的「大部制」改革中，新组建成的交通运输部把民航和邮政系统都包括了进去，但没有包括铁路，铁道部获得保留。机构改革方案中对此解释的一句话是：「考虑到我国铁路建设和管理的特殊性，保留铁道部，同时，要继续推进改革。」铁道部自己的解释是「保留铁道部，是出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考虑的需要，也是基于国防建设、维护国家民族统一、服从国家战略的需要。」但在今年的人大和政协的「两会」上，很多代表和委员都希望尽快对铁道部进行改革。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更直指，铁道部在获悉国务院要进行机构改革后，从去年下半年，就到处做工作，列举种种理由，以具有特殊性，要求保留。

从这两件事中，可以看出中国铁路系统的复杂性和改革的滞后。中国铁路系统有两大特征。一是铁路的运营和管理体制是以高度集中、大动脉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半军事化为特点的，是政府垄断的缺乏有效竞争的政企不分体制的典型。中国的铁道部，既是国务院的一个正式部委，同时又是一个企业。铁道部下属有十多个地方铁路局，理论上每个铁路局本身也是企业，但实际上由于各个铁路局没有自负盈亏，收入由铁道部统一清算分配，吃的还是「大锅饭」。不仅如此，铁道部实行垂直的管理系统，拥有自己的公安、检查院和法院系统，过去还拥有自己的医院，以及从小学到大学的学校系统。各地的火车站也属于铁道部管理，而不是地方政府管理。整个铁道系统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此次南方雪灾导致京广铁路停运，大量旅客滞留在火车站外。但广州火车站归属铁道部管理，火车站外的地方却归属广州市管理。这种条块分割（条指中央部委，块指地方政府）的体制导致双方在协调和信息沟通上都会产生很多矛盾。

中国铁路系统的第二个特点是，由于铁路系统营运和投资体制的封闭性，导致了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铁路发展大大滞后于经济的发展，铁路的运输能力始终处于十分紧张的状况。铁路也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还处于「短缺经济」的部门。客运方面每到节假日，常常一票难求。货运方面铁路装车满足率仅尚达不到一半，大量货物不能及时承运。铁路发展滞后的直接原因在于长期投入不足，深层次原因是市场化进程滞后，投融资渠道单一，投资基本依靠中央政府。

与同样承担交通运输作用但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公路建设相比，虽然两者投资规模都在增长，但速度差别日趋明显。从1998年起，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了各种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力度，当年铁路投资达到500亿元，公路2000亿元左右，比例是1：4。但是，铁路投资一直没明显增加，到了2004年，仍然是500亿元左右的规模，而公路水路总投资竟然达到5000亿元，其中公路4500亿元左右。公路4500亿元，全部用于道路本身，而铁路由于政企合一的体制，投资还包括运营车辆，比例历来占1／4到1／3，所以，2004年完成投资总额516亿元中，还包括车辆方面的投资，真正用到铁路路网建设方面的投资，大约在400亿元以内。以此计算，公路建设投资达到铁路的十倍以上。这个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是各自的投资主体与融资渠道的差别。公路投资以地方政府为主，资金来源多元化，而且有比较清晰的投资回报机制。而铁路的投资建设，几乎仍由中央政府独力支撑，直到近几年才对内外资本开放。而且在铁路投资中，由于跨线运营涉及调度权归属及收入清算分配，而且铁路运输的定价机制也没有真正形成。因此在没有清晰的回报机制的情况下，投资回收前景不明朗，外部资本不敢轻易进入铁路行业。虽然最近几年开始，铁道部逐步开始采用和地方政府合资建设铁路的方式加快铁路建设，铁路的投资额也开始上升。但地方政府多以征地拆迁折资入股，铁路营运体制没有实质突破。

在中国四大自然垄断性行业中，电信、电力和民航相继实现了政企分离和行业重组，唯有铁路这一行业的改革没有实质进展。这当然与铁路营运依赖于全国统一的铁路网这个具有垄断性质的特征有关。而且铁路网的自然垄断性，比电信、电力等行业更为强烈。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电力的电网瞬时切换以选择价格最优发电企业的功能，为不同发电企业竞价上网提供了可行性前提。 无线通讯技术的进步使也使电信行业的竞争成为可能。而在铁路路网上，除非有多条平行铁路线共存的局面（比如台湾的台铁和高铁），否则不大容易形成竞争关系。

但世界各国铁路改革的经验表明，铁路营运的市场化是必然的改革方向。自从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铁路运营体制改革几经讨论，却未能出台，不能不说铁路行业的改革滞后于整体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进度。铁道部此次未纳入大部制的改革范围，幷不是铁道部的胜利，恰恰是因为铁道部连最初步的政企分开都未完成，即使幷入大交通运输部门，业务功能和行政指挥体系也很难整合。所以国家才决定等待铁路部门有实质性改革以后，再将其监管职能纳入交通运输部。

其实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铁道部的内部以及外部机构就铁路改革的模式已经酝酿过多个方案。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网运分离」和「网运合一，区域竞争」的方案。前者的方案强调将具有自然垄断特点的铁路路网基础设施与具有市场竞争性的铁路客货运输分离开，单独成立一家铁路路网公司和若干家引入竞争机制的铁路运输公司。后者的主要内容是：由铁道部相关部门组建国家铁路总公司，接受管理部门的授权，代表国家行使铁路的经营职能。在此之下，以现有各区域的铁路局为基础合幷组建多个铁路运输集团公司。这个方案的改革强度小于前者。在九十年代末傅志寰担任铁道部长的时候，铁道部倾向于「网运分离」的方案。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执行下去。2003年刘志军担任铁道部长以后，铁道部的思路和工作重心有了很大变化。从探索市场化的改革变为强调「跨越式发展」，其核心是提高火车运行速度和加快铁路路网建设，尤其是高速铁路的建设。而在铁路改革方面，除了将一些铁路行业的辅业分离以及减少铁路管理层次之外，五年来未有实质的进展。

其实铁路发展和改革这两个目标幷不矛盾。中国铁路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而铁道行业政企分离，建立清晰的成本核算和投资回报机制，是外部资金进入铁道行业的基本保证。近期大秦铁路的上市和吸纳银行与保险资金成立的京沪高铁有限公司，就是以项目为基础的建立的现代公司，也是铁路改革的一个新的尝试。未来中国铁路改革的路径和进程，取决于铁道部乃至更高层领导的判断和决心。从目前看，未来几年间铁道部可能实施的改革方案仍是震动较小的政企分开，按区域组建若干个铁路运输集团公司，最终将铁道部的行政监管职能幷入交通运输部的方案。

但无论将来中国铁路的改革采用何种途径，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铁路建设将迎来一个跳跃式的快速发展时期。据悉在正在修订的中国铁路中长期规划中，时速200公里的快速铁路已经有原来规划的一万多公里猛然增加到五万公里以上，将成为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这个修订与地方政府对修建高速铁路的热情高涨有关，促使铁道部大幅增加了高速铁路的修建规划。在修建高速铁路的问题上，中国过去有采用磁悬浮铁路和高速轮轨铁路的争议。由于磁悬浮铁路不是由铁道部主导，铁道部力主使用高速轮轨铁路。上海曾经率先建设了磁悬浮铁路试验段，但其后的运营和线路延伸遇到不少问题，加之掌握该项技术的德国方不愿意向中国转让核心技术，使得主张建设高速轮轨铁路的铁道部获得了高速铁路建设的主导权。铁道部利用中国庞大的高速铁路市场的优势，同时引进了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的高速火车技术，这在高速铁路发展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先例。

在铁路跨越式发展的同时，铁路体制改革的滞后不可避免的为铁路的运行带来隐患。这次在山东发生的事故，虽然有一定偶然性，但却暴露了两个问题：一是火车提速常常采用在既有线路上一边营运一边施工改造的模式，是出现事故的风险大大提高；二是在以铁路局为运行单位的体制下，相互之间的衔接和配合不顺畅。此次事故的根源就是由济南铁路局管理的路段调度和北京铁路局所辖的列车机务之间的沟通出现问题，导致在特定路段的限速指令没有有效传达。

面对铁路的快速发展和改革路径的不确定性，中国铁路何去何从，值得人们拭目以待。